喜欢屈原，源于楚辞的音韵之美与狂放不羁，更源于他忠君报国、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质。我用两年的时间，时断时续学完了他的作品。于是，我情不自禁地追寻先生的足迹，瞻仰他的生死。
先生之生，在秭归。秭归，西周前期为楚子熊绎之始国（丹阳），战国后期称归乡。北魏郦道元写的中国地理名著《水经注》云：“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因名曰姊归。”可以看出，秭归当时是楚国都城丹阳的属地，先生就出生在这里。而从《离骚》中，可以知晓先生的身世：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我是高阳帝的后代，我死去的父亲叫伯庸。当摄提岁星的祥光照耀在正月，我于这个月的初七庚寅日降临在人间。父亲把我抱在怀里仔细端详，欣喜不已，赐给我一个好听的名字——正则、灵均。正则，公正而有法则，曰“平”。灵均，灵善而均调，曰“原”。原者，地之善而均平。
处于东周时期，身为楚国公室的屈伯庸，之所以为他的儿子取名“屈原”“屈平”“屈灵均”，很显然是对其寄予了很大期望，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为楚国有所建树。屈原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在秭归乐平里（现在的行*村叫屈原村）度过，自幼嗜书成癖，读书多而杂，且生活在民众之中，对老百姓疾苦感同身受，村民赞誉度较高。在他19岁的时候，秦军犯楚境，屈原组织乐平里的青年奋力抗击，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一展其非凡才华。
站在高高的屈原祠门前，眺望浩浩荡荡的长江，斜对岸就是三峡大坝，不由得遐想，当年辅佐周文王讨商的楚人始祖鬻熊，他的后代在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灭商后，在周文王的孙子周成王手里，只分得一个弹丸之地——丹阳，国土面积只有50里。由此，被称“荆蛮”、不被周国承认的楚人总算有了自己的“国家”。
我站在这里，回望历史，不禁感叹先生之生不逢时。他错过了“宣威盛世”的好时代，与熄兵养民、以静制动、在位30年的楚宣王失之交臂，与能征善战、谦虚低调、在位10余年的楚威王擦肩而过。据资料显示，楚威王熊商在位时间为公元前年-公元前年，而屈原生于公元前年，也就是说，屈原11岁的时候，楚国的鼎盛时期已经接近尾声。时代真是捉弄人啊，志比天高的屈原，与雄心万丈的楚威王，是如此遗憾地错过了相遇！
思绪万千，我仿佛看见他在乐平里的宅子里伏案疾书，看见他在石洞里避雨苦读，看见他在玉米田里扶犁耕种，看见他在老井边照面理妆，看见他在小镇边界指战秦军，看见他初生时躺在父亲的臂弯……
而今，“屈原故里、诗歌之乡”的秭归每年端午都会举行盛大活动，海峡两岸嘉宾、屈氏后裔、当地民众，都会齐聚三峡大坝前、高峡平湖畔的屈原广场，缅怀孤忠，祭奠屈原。而我，只能在他的塑像前拜一拜。
先生之死，在汨罗。从他怀沙投江的那一刻，他就注定成为悲情的时代骄子、中华的精神巨人。人虽死，楚之精神却流传了千百年，激励着后世励精图治。
让我们在汨罗江边，回溯他曾经的岁月。屈原被重用，缘起于他与楚怀王的特殊关系。他与楚怀王是同龄人，据说都是文艺青年，在文化活动中气味相投、彼此吸引。屈原会作诗，被兄长怀王称为老师，成为全国最高级别的私人辅导老师。后来，屈原把“跳大神”的祭祀乐歌，策划加工成高端大气的楚国文化品牌节目，亮相公元前年楚国与齐魏燕韩赵“六国合纵大典”，让兄弟国大为震撼，让楚怀王大出风头。于是被提拔为左徒，相当于中央秘书长，仅次于国务院总理令尹一职。这个提拔相当于坐了火箭，属于“破格提拔”“越级提拔”。平步青云的他，经常同楚怀王跟脚跟手，深受王的信任。这一点，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可以印证：“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屈原当时是非常牛的人物，君王身边的红人。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屈原仕途好景不长，他看清了楚国官场的“贵族病”，建议楚怀王变法革新*治，从而从根本撼动了贵族利益，引来楚国权臣靳尚等群臣的竭力反对，他们不断到昏庸的楚怀王面前“上水”，被楚怀王疏远，被罢黜左徒之官，降任三闾大夫（皇家学院院长）之职。三闾之职，掌王族昭、屈、景三姓贵族子弟之教育，再也不能直接参与变法，从实权派变成了无权派。公元前年，秦昭王哄骗楚怀王前往会盟，屈原执意阻挡，大闹王宫，楚怀王一怒之下把他赶出郢都，流放汉北6年。不听劝阻的楚怀王武关会盟被秦国当做人质，客死他乡。继位后的楚怀王儿子顷襄王更是昏庸无能，听从令尹子兰的建议，将屈原放逐江南16年。这一次，屈原被彻底赶出郢都，再也没有回来。
上天宠爱某人，就会毁灭某人。福祸自古相依。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屈原，辅佐两代君王，不料父子俩，一个昏庸，一个无能，硬是将一代忠臣谋士逐出*坛。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攻下郢都，楚顷襄王逃难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享年62岁。一代诗人就此陨落在历史的长河中！
今天，“端午源头、龙舟故里、诗歌原乡”的汨罗，每年端午都在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开展龙舟赛事活动，用特有的方式祭奠先贤英*。
从秭归到汨罗，两个地方，七百四十余里，六十二年，承载着一个人的生死。而这生死之间，带给人们无尽的思索：
第一，如何面对怀才不遇？
中国古代文人，大多认为自己怀才不遇，没有得到重用。所以，中国古代文学诗词曲赋之发达，无不哀叹时运不当。关于这个问题，我其实不这么认为，大材小用也未尝不好。大材小用，会更加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虽未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但工作幸福指数会明显提高，自我价值会有所彰显。很讨厌那种“高不成、低不就”的自负份子，啥工作也不愿意做，到头来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一事无成；不喜欢那种郁郁寡欢、板着个脸的抱怨份子，像这个世界差他的一样，满口消极话、空有抱负情；也不赞同那种故作风雅、与世隔绝的清高份子，他们像不食人间烟火，鄙视一切、目空所有、不可一世。
屈原逝世后一百多年，西汉才俊贾谊在被贬长沙后写的《吊屈原赋》里，说道：“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增击而去之。”意思是说，无论到哪里都能辅佐君主啊，又何必留恋国都呢？凤凰在千仞的高空翱翔啊，看到人君道德闪耀出的光辉才降落下来；看到德行卑鄙的人显出的危险征兆啊，就远远的高飞而去。东汉史学家班固在《离骚序》里，主张：“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认为，君子不得志是命运的安排，不要忧虑，要学会明哲保身。突然间想起三篇文章，分别是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和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只有陶渊明最看的开：“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最后，我用孟子的话收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意思是，不得志的时候就要管好自己的道德修养，得志的时候就要努力让天下人都能得到好处。
第二，如何看待生死？
生与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永远都不会讨论清楚。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说，人本来就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却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不同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屈原的死。屈原从小就以身为楚国皇族后裔为荣，又以殷商贤臣伯夷、彭咸为精神标杆，所以就算别的国家有再大的“就业空间”，他也不会“跳槽”到他处，因为他的命运是以楚国的强大为使命的。屈原的衷心，在战国纵横家驰骋、人才流动的大背景下，注定会成为人生的悲剧，也让他的这种精神显得尤为可贵。
屈原逝世后大约一千年，唐朝文学家柳宗元被贬永州，路过汨罗江，写了一篇《吊屈原文》，对屈原的投江作出了明确解释：“今夫世之议夫子兮，曰胡隐忍而怀斯？惟达人之卓轨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从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视其覆坠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穷与达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义。矧先生之悃愊兮，蹈大故而不贰。”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现在世上的人都在议论先生，说你为什么那样遭受打击还要关怀楚国的兴亡？通达事理的人的卓越行为，本来是知识浅薄的人无法想象。抛弃自己的祖国去追求个人的私利，我知道先生决不忍心这样。袖手旁观坐视自己国家夭亡，这更不是先生的志向。无论处境好坏都不改变自己的志向，你始终坚守自己的节操和理想。何况先生对祖国是这样忠心耿耿，宁可壮烈投江而死也决不改变立场。柳宗元的这段话可谓是屈原的知音。
生，受之于父母，源于自然；死，受之于理想，归于自然。生不由己，死可自主。我命由我不由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亦或是梦想和追求，生命的轨迹冥冥之中早已由你的理想和梦想决定，皆有规律。为理想而生，为梦想而战！生之何哉，死之何惧？而现实生活中，具有屈子精神的人太少，朝秦暮楚、朝三暮四的人太多，他们根本悟不透生死。
第三，如何对待小人？
回首屈子之路，直接促成他人生悲剧的无异于小人。纵观古赋辞论，多少篇章斥小人之卑劣行径。一个优秀的人，如何与小人交往，不得不引人深思。我的观点是“五不三给”：不露才，不交心，不手软，不揽功，不诿过；给甜言蜜语，给面子台阶，给利益好处。如果“五不三给”还不管用，那就有多远躲多远，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这一点，估计屈老先生看了，会气得又要作“骚”了，得罪得罪，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天气炎热，汽车在嘶吼，人在冒汗。无论秭归还是汨罗，我总会伫立石刻前，大声朗诵先生遗作，感知字里行间穿越时空的温度和千古不变的真情，以此表示对先生的怀念。作此文，聊表此行之追思。
年6月17日夜
桃苑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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