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端午，都会听到类似的说法——“端午节不能说快乐，要说安康”，还凭空捏造了一个“非遗专家杨广宇”。
我始终想不明白，最初编造这个说法的人，脑子里在想什么。典型的“伪国学”“半吊子国学”，但是它的危害并不小，很多人已经不敢说“端午节快乐”了。
其实，端午节，说安康也好，说快乐也罢，都无所谓。请不要拿那套半吊子说法来糊弄大家了。
有人蒙难的节日，绝非端午节一个
他们说，历史上这一天有人蒙难，所以会悲壮一些。按这个逻辑，我们认为，还有好多节日也不能祝“快乐”，比如儿童节、情人节、国庆节。
儿童节：为悼念年6月10日的利迪策惨案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
情人节：公元年——罗马圣教徒瓦伦丁被处死，此日被后人定为“情人节”。
国庆节：从年以来，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最后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庆祝新中国的同时，也是在祭奠革命先烈。
所以，我们要说情人节安康？儿童节安康？国庆节安康？
屈原、伍子胥、曹娥投江时间成谜
聊回端午节，这天是屈原、伍子胥、曹娥的蒙难日吗？
屈原的生平，早期的文献莫是《史记》和《楚辞》，其中说——屈原“三年，不得复见”，“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但是没有说具体时间。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吴均所作《续齐谐记》中，记录了一个故事，明确指出——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到了隋朝，又有了新的说法——屈原投江时间是五月十五。
其实，《史记》《楚辞》中本身也存在一些错误，但他们都没有搞清楚屈原投江的时间，后世再想搞清楚几乎不可能。
纪念伍子胥？根据《左传·哀公十一年传》和《国语·吴语》，伍子胥是死在了吴国首都（今苏州），后来被投江。时间呢？也没有记载。
曹娥这个人现在不太出名，以前还是很出名的，浙江上虞有条曹娥江，就是为纪念曹娥改名。这条江，也是浙东“唐诗之路”的重要节点。《孝女曹娥碑》记载，曹娥父亲五月溺亡，17天后曹娥投江而死。从时间上算，曹娥绝不可能是五月五日投江。
端午节本是辟邪为主
端午的起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先秦时代，这是我国一个十分古老的节日。现代民俗学的主流观点——这是个辟邪为主的节日。
古人为什么要在五月五日辟邪辟瘟呢？先秦时代，人们相信阴阳二气的和谐是宇宙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冬至，阴气极盛，但是阳气开始复苏；夏至，则是阳气极盛，阴气开始产生。
夏至时节阴阳二气的斗争以及斗争的结果——代表生命的阳气开始衰竭，代表死亡的阴气重新出现，并将逐渐强大。因此，古人把五月看成是邪气丛生、有害于生命的“恶月”。
根据五月是“恶月”的观念，战国时代产生了一些相应的特殊时令习俗。一是五月出生的婴儿长大后“将不利于父母”，必须及早抛弃；二是五月存在不利于身体健康的邪气，需要采集各种药材以驱逐*邪之气；三是用浸泡了兰草的热水——兰汤——沐浴；四是登高游玩。
上述四种习俗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它们都认定这个日期充满不利健康的邪气。这四种习俗共同成为端午节的起源。先秦时期虽有诸多习俗，但并未形成端午节，即没有固定一个日期并授予它一个名字。
现存最早的关于端午节的记录产生于东汉时期。这些时代较早的文献无一不指出，端午节是一个以辟邪为主要内容的节日。
如《玉烛宝典》引东汉应邵的《风俗通义》说：“夏至、五月五日，五采辟兵，题‘野*游光’。俗说五采以厌五兵。游光厉*，知其名，令人不病疫瘟。”
又如《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汉代以后，辟邪始终是端午节的主要内容。
官方重视夏至、民间重视端午节，官方重视祭祀仪式、民间重视狂欢娱乐。于是官方向民间妥协，把时间定为五月五日而非夏至。
东汉之后，三百年的分裂，官方祭祀仪式也逐渐淡去，民间发展起了新的仪式。特别是北方人士南迁，把南方的民俗——龙舟竞渡融入其中，让端午节更加热闹。
其实，龙舟本身也有送瘟神等意思。韩愈有一篇《送穷文》，就是典型的送瘟神。毛主席有诗：“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正是这一风俗的体现。
辟邪的端午节，就不该庆祝？
辟邪的节日，当然是要求安康。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庆贺它。毕竟辟邪的另一面就是祈福，加以庆贺也属理所应当。如果说辟邪就不能庆祝它，那真是太教条、太死板了。
以唐代为例，皇帝在宫廷里按惯例以佳肴美酒宴请公卿大臣和内廷妃嫔，君臣饮酒赋诗唱和。皇帝还赐百官节日物品如赐衣服、腰带、金银鱼佩饰等。赐物中具有节日特色的则有扇子和百索粽子。所赐扇子系为宫廷特制，制作精丽工巧；也有皇帝御笔题诗书写扇面，更显得贵重。
伟大的诗人杜甫，就有一首诗《端午日赐衣》：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清。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胸怀天下的诗人杜甫，端午节这天也没有想着“安康”，而是欣赏这件衣服。想必心中是无比的快乐。
端午竞渡，在《隋书·地理志》中的说法是纪念屈原，后来白居易有诗“竞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意无他。自经放逐来憔悴，能校灵均死几多。”但更多的唐诗中，已经失去了缅怀屈原的悲伤，更多的是竞渡的欢乐，大诗人张说、刘禹锡笔下，都是一片欢乐的氛围。
到了宋代，苏轼《端午游真如迟适远从子由在酒局》诗中称“今年匹马来，佳节日夜数。”诗中称端午为佳节，哪还有一点悲伤的色彩？
不光是端午节，其他起源于辟邪的节日，也会发展成为庆祝乃至狂欢。例如重阳节就来自古人认为阳九为灾数，期盼可以辟邪求福的心理，但这个节日在中国人眼中也同样是“佳节又重阳”。而春节、中秋节才是真正地来自于祭祀（祖先或神灵）的节日，然而它们却也是今天的中国人庆祝得最开心的传统节日。
即便是清明节，本来是春天的狂欢节，后来与寒食节、上巳节等节日融合，添加了祭祖主题，但唐诗中依然写道“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清明节也不耽误“艳遇”嘛。
相比于网上的半吊子“国学”人士，古人可没有那么死板教条，他们的节日过得都非常热闹。
节日都有狂欢的内涵
说到这里，我们要区分两个概念，纪念日和节日。
有些日子叫“纪念日”，如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抗战胜利纪念日、“5·12”汶川地震纪念日，这种“纪念日”只有哀悼意义，缅怀受苦受难的同胞。
传统节日，则兼具祭祀和狂欢两个意义。这二者并不冲突，并不是说是谁根据什么“古俗祖风”设计出来的，而是在民俗中天然形成的。
传统节日的祭祀，往往是群体性的祭祀，源于人与自然的对抗。大自然有瘟疫、人有生老病死，这都会让人失去生命；再往前看，早期先民为了生存下来，经历了无数磨难，如果不找个时间发泄一下，精神上必然要崩溃。
《尚书·舜典》中有这样一段话：“帝曰：‘夔!命汝典乐，……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里的“神人以和”和“百兽率舞”，有着明显的祭祀仪式感。国家的祭祀仪式，要求人们创造舞蹈、戏曲、音乐——因为这是人与神沟通的方式——来实现祈福禳灾、酬神娱神，在这个过程中，人也获得了身心愉悦感。
带有宗教色彩的祭祀仪式，逐渐走向世俗化，成为群众性的歌舞活动，狂欢取代崇高与神圣，是历史正常发展趋势。
比如布依族的粑棒舞，原来用于丧葬祭祀，现在已经不局限于丧葬，舞蹈内容也变成了欢快的情绪，祈求五谷丰登和男女社交等。彝族的火把节，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也是欢乐无比。
即便是祭奠自己逝世多年的先人，也是红红火火。有些地方除夕之夜有上坟的习俗，邀请祖先回家里一起吃顿团圆饭。祖先早已不在人世，也不必哭哭啼啼，邀请*魄回家与子孙同乐！
这就是巴赫金所谓的狂欢化诗学理论，民间文化集中展示的时节、场合，就是民间的狂欢节。民众需要这种狂欢和诙谐，来获得精神愉悦。因此，喜庆的色彩绝不可少。
可见，原本庄严的信仰一旦演进成娱乐为目的的集体活动，娱神、求神则变成了娱人。祭祀和狂欢之间，并不是狂欢要去将就祭祀，而是祭祀要来将就狂欢。所谓的狂欢，正包括一个含义：邀请祖先的神灵一起来狂欢。
所以说，人们在节日中的心态，本来就应该是快乐的，不但活着的人快乐，死了的人看到了知道了，也是快乐的。
那些天天把古风民俗、传统文化挂在嘴边，还喜欢天天纠正别人的半吊子“国学”人士，应该知道：节日的意义是死者跟着活人快乐，而不是活人跟着死人哭丧！
作者｜栾公子
责编｜陈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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