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P.《新集吉凶书仪》之《端午相迎书》
端午的起源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民俗内涵最丰富的节日之一，它根据不同时代内涵和风俗，具有很多别名。除民间通常说的端午、端阳节外，它又名天中节、天医节、卫生节、女儿节、龙舟节、粽子节、诗人节等。这些名字产生的时代早晚不同，也体现了该节日习俗重点的古今变化。
端午的节俗演变与寒食（清明）有相似之处，它们都在夏、商、周三代时即因人们想要适应天时，祛除时疫的需求而生，又因着气质高洁的名人故事被民间演绎，产生了追念先贤的文化内涵。
清_“驱邪辟恶”背五*花钱，直径47.42mm
如果说后世春节的起源是冬至，那么端午节的节俗就与夏至分不开，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中就有“夏至、五月五日，著五采避兵”，就是将夏至与五月五日同相关节俗——佩戴五色编织饰品以防御兵、疫灾害对应起来的早期文献。端午节处于湿热的仲夏时节，由于蚊蝇的肆虐，疾病瘟疫容易流行，人们从生理与心理上都强烈地感受到外在的威胁。人们将端午所在的五月五日看作是*气流行的恶月恶日，采取各种措施“以禳*气”，全生避害。《礼记?月令》中记载了古人对农历五月的戒备和忌惮：“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
在夏历之中，正月初一、三月三（上巳）、五月五（端午）、七月七（七夕）、九月九（重阳）均各自具有特殊含义，是一套完整的节日系统。这些节日大部分成型于干支纪年向数字纪年过度的两汉时期，但五月五被作为特殊日子单独提出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也是因为传统习俗中对“恶月恶日”的忌讳。比较著名的故事记载于《史记》，相传田文（孟尝君）就出生在五月五日，父亲田婴由于担心这天出生的孩子妨害自己，要求母亲不要将他养活。
“午月午日”和“五月五日”是端午节最早的名字，前者使用干支记法，后者则在汉以后更加通行。这里牵涉一个换算问题，夏历冬至所在的十一月是子月，五月就正好是午月；但是具体到日，干支记法中的子丑寅卯与数字记法的一二三四日并没有稳定的对应关系，总之午日是在五日前后，所以随着汉代历法的变更，数字记日的进一步普及，“五”就取代了“午”。例如，战国时期的《夏小正》用“仲夏午日”指称端午；到了东汉的《四民月令》、《风俗通义》，西晋《续汉书?礼仪志》，南北朝时期《后汉书》、《荆楚岁时记》等书皆是直陈“五月五日”。稍晚则出现“端五”的叫法，隋《玉烛宝典》引用西晋周处《风土记》中所载：“仲夏端五”，并注“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在宋人文字如《岁时杂记》中，也多有追溯使用“端五”的叫法。如今最为流行的“端午”之名大量出现于唐代，自唐代起这一名称才正式成为“五月五日”这一传统节日的代称，甚至唐玄宗本人也有题为《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的端午诗传世。
端午节俗流变与继承
大部分流传自先秦的岁时节日都经历了一个相同的过程，即从神话时代的原始文化风尚，祭祀神灵、施行巫术以祈福辟邪到两汉时期独尊儒术，礼制和人文色彩逐渐提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原始巫术失去土壤，人们开始用人文性的传说与社交娱乐活动来解释和取代此时已变得莫名其妙的古老节俗；再到隋唐时期人文性、社交性占据主流，具备了真正属于世俗社会的节日特征。
端午节最早的节俗来自于《礼记?月令》中对五月避暑、防灾、驱邪一系列活动的描写：“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耆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总而言之就是斋戒禁欲，以及登高避祸。从科学角度看，古代缺乏防暑降温手段，静心、登高、近水都是很好的解暑方法。
战国时期的《夏小正》又载：“此日（仲夏午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气”讲的是另一个节俗即端午采药。古人认为午月午日午时的百草最为茂盛，皆有药性，因此是最佳的采药时节。而此时*气也最为猖獗，正需要草药来治愈。因此从战国《夏小正》所载“（五月）蓄兰，为沐浴也”的用兰草药浴，到南北朝《荆楚岁时记》的“采艾以为人形,悬于门户上,以禳*气”，都是这一节俗的继承和延续。
“宣和八锦”之七《端午浴童图》
魏晋南北朝是端午节趋于定型的时期，此时有了吃粽子、划龙舟的习俗活动。人们将整体的夏季卫生习俗移到了端午，并以划龙舟水上竞技，登山采药等户外活动强健身体，祛热解暑，求得健康平安。原本适应夏至时令的象征物粽子，汉魏前称“夏至粽”，也转移到端午，成为“端午粽”。粽子用菰叶包裹，菰叶阳性，粽子馅原为龟肉或鸭肉，馅为阴性，取阳包阴之象。南北朝时期北齐人杜台卿所著《玉烛宝典》说粽子“盖取阴阳尚相包裹未分散之象也。”剥食粽子，象征着释放阴阳之气，以“辅替时节”。
端午继承自夏至日的重要传统节俗与文化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祭祀先人。屈原是端午节时诸多地方性祭祀追念的人物中最被广泛接受的代表。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是最早将屈原与端午联系在一起的文献。“屈原以是日死于汨罗，人伤其死，所以并将舟楫以拯之。今之竞渡，是其遗迹。”将屈原祭祀、放舟穰灾的法术与龙舟竞渡的体育活动结合在一起，对节日节俗作出了合理化解释。除屈原外，隋朝杜公瞻在为《荆楚岁时记》作注时也指出，吴越地区习惯在端午祭祀伍子胥、勾践与孝女曹娥等人，这与屈原祭祀也是同一源流的传统风俗。南北朝时期，用五色丝捆扎类似粽子的食物投水祭祀屈原或伍子胥也已形成节日习俗。
端午节在长安
虽然文化“软实力”的概念远未诞生，但明智的唐代统治阶层清楚地认识到，在长期的分裂之后，刚刚恢复一统的国家需要通过全民共同参与的文化盛事来恢复民族向心力与文化自信心。因此，唐朝是特别热衷于传统节日“活化”的朝代。唐代的夏季假日相对稀疏，而端午就是夏季节日的重中之重。与重视祭祀的夏至相比，唐代的端午更加突出节日文化色彩。
在唐代，屈原祭祀已成为端午节基本的文化背景，而龙舟竞渡则是宫廷和民间均非常热衷的活动。刘禹锡在湖南时观龙舟赛，作《竞渡曲》并在引言写道：“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意。”记述的就是民间龙舟竞渡前为屈原招*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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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_王振鹏_龙池竞渡图卷（局部）_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位于北方的唐长安城也引进了龙舟竞渡的风俗，而且时间不仅限于端午节，自三月三天气转暖直至十月均可见到龙舟赛这一风俗胜景。唐朝宫廷内的龙舟赛多举办于兴庆宫内的兴庆池，参与者以宫女为主，是以皇室欣赏为主要目的的竞技性娱乐比赛。不少大臣有幸获邀参观了宫内的龙舟赛，并为感谢帝王恩宠留下了多首以此为内容的应制诗。长安的天气炎热，在水边观赏水上运动自然是帝王处理*务之余最为愉快的享受之一。唐高宗时的状元苏瑰，武则天时的左台监察御史马怀素等都在同题为《兴庆池侍宴应制》的诗文中留下了竞渡的记载，登基前的唐德宗李适也曾写过《帝幸兴庆池戏竞渡应制》。与这些用词极尽华丽却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的应制诗比，倒是代宗时的大司马王建作《宫词》第二十五，对宫廷龙舟赛的细节和规则留下了记载：“竞渡船头掉采旗，两边溅水湿罗衣。池东争向池西岸，先到先书上字归。”
唐代由宫廷到民间，对端午赛龙舟特别热衷，甚至引起了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武后时，御史张鷟在《五月五日洛水竞渡船十只，请差使於扬州修造，须钱五千贯，请速分付》一文中，虽以催促造舟款项为名，却在文中论及龙舟、红绳系粽子与采艾等端午风俗起源与南俗北渐的过程，并直斥皇家娱乐使用的金舟于国计民生无用，却价值不菲：“金舟不可以泛水，玉楫不可以乘湍。造数计则无多，用钱如何太广。”张鷟建议为避免玩物丧志，还是不要将预算花在这种并不是急务的事项上。敢于直接顶回皇帝所热衷的娱乐事务预算，张鷟这位监察人员的风骨可见一斑，而十只舟便要五千贯的造价也让人瞠目结舌，可以想象宫廷龙舟赛上彩舟的装饰得有多么奢华艳丽。
文宗大和五年（），武昌军节度使元稹，用五言长诗《竞舟》抒发自己对民间竞舟泛滥的忧虑。“一时欢呼罢，三月农事休”，为了一时的竞舟取胜必须时时勤练，开春到仲夏3个月的农活很可能白白耽误。“祭船如祭祖，习竞如习雠”，祭船的隆重程度如同祭祖一样，练习赛船像见到仇人那样凶狠。“此事数州有，亦欲闻数州”，这件事不仅仅在武昌有，大唐其它各州均是如此……古代并没有“第三产业”的概念，也很难从旅游、赛会经济得益，因为过度重视赛龙舟而伤了农本，难怪诗人元稹要在本首《竞舟》诗中大赞于楚地倡导压缩龙舟赛会时间和规模的“贤刺史”了。
唐代宫廷对赛龙舟活动的热衷使得端午节与其相关节俗从南方向全国全面展开。唐诗中记述的竞舟活动，除长安、洛阳两京以外，以楚地与吴越故地为多，开元年间名相张九龄作《经江宁览旧迹至玄武湖》，写的是江宁（南京）日常泛舟的景象；唐武宗会昌三年()新中状元的袁州（江西新余）人卢肇也在江宁观赏了龙舟竞渡，其诗中充满了新科状元的意气风发。
端午还有两个相对较小的，属于夏季的节俗在唐代的长安城流行，并传为佳话。一是端午节宫廷要为官员赠送新衣，一是端午节有赠送扇子的传统。前者有杜甫《端午日赐衣》诗为证：“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清。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诗中盛赞受赐衣装非常应季，无论材质之精致、体感之凉爽，均令百官感到皇恩浩荡。
端午节赠送扇子的传统自南北朝开始就有，也是在唐朝发扬光大。《唐会要》记载，贞观十八年（）五月五日，唐太宗赠给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各二把亲题飞白书的扇子，并说：“五月旧俗，必用服玩相贺，今朕各遗卿飞白扇二枚，庶动清风以增美德。”从这个小故事也能看出来，既使是日常君臣间的人际交往，礼物馈赠，依然秉承着高尚其德，清明吏治的主题，这反映了贞观年间积极向上的*治主旋律。扇子既是夏季必备的日用品，也是能够以各种形式承载装饰和书画艺术的艺术品。自太宗故事以后，端午赠扇的习俗流行开来，不仅每年端午前长安城东市上大量汇集贩卖扇子的商家，扇子和新衣还在天宝年间成为唐代宫廷端午拜祭先帝陵寝的贡品。
清乾隆_象牙染色仿竹留青雕天师降五*诗纹端午折扇
镜子与宝剑在中国古代有特殊的意义，古人相信这两样器物除了映照容颜，克敌防身之外，还有驱邪辟邪的功能。建安七子的王粲作《刀铭》，说“相时阴阳，制兹利兵”，待阳气最盛阴气最弱之时方能制造神兵。除了古代难以预测的月食日外，最符合这一条件的是每年的五月丙午日，五在月份中属火，“丙”与“午”在朝向上都是正南亦属火，更讲究的午时又是火相，因此古代留下了很多五月丙午日铸剑的记载，如东晋葛洪《抱朴子?登涉篇》等。铸镜亦是如此，西汉《淮南子》、东汉王充《论衡》、东晋干宝《搜神记》都有在五月丙午日午时铸阳燧（聚光凹面镜）的描述，同时代的一般铜镜也以五月丙午日所铸为吉祥。这种习俗在国内出土的汉、晋、南北朝剑与铜镜铭文上都能看到。后来由于干支纪日的不稳定性，在唐代这一习俗，特别是铸镜，转移到了端午日午时。《旧唐书》记载“扬州每年贡端午日江心所铸镜”，是钦定端午日午时扬子江心铸造的铜镜为宫廷辟邪用的贡物。白居易有一首讽谏诗以此开题：“百炼镜……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人间臣妾不合照，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我有一言闻太宗。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由此可见，唐代最著名的镜子是群星璀璨的谏臣们，即使是制造条件苛刻，具有辟邪功能的扬州端午镜，也远远不能及其万一。
唐_四灵瑞兽八卦纹扬州造铜镜
外区铸八卦纹，镜区外周铸24字楷书铭文：“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
端午是中国传统节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