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端午节，世人都会想起屈原沉江的故事。历史上与屈原有精神共鸣者不在少数，贾谊算是其中最知名的人物之一。更耐人寻味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屈原和贾谊合写在一篇文章中，是为《屈原贾生列传》。
屈原和贾谊的命运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都胸怀天下，有济世之才，却郁郁不得志，最终含恨而终。但是，细细品读贾谊的生平和作品，他在很多方面并不似屈原，况且贾谊比屈原晚出生差不多年，两人分属战国和西汉两个不同时期，面对的时代命题也不一样。
贾谊画像
《贾生见汉文帝图》
最年轻的博士
贾谊出生在洛阳，堪称早慧，年纪轻轻就以才学闻名于世。当地的吴廷尉十分器重贾谊，将他纳入门下，这让贾谊可以进一步接触更多的政治资源。幸运的是，当时汉文帝登基不久，急需自己的班底，又很欣赏吴廷尉。有这样的特殊背景，贾谊很快便进入汉文帝的视野，并被召为博士，而且是汉文帝身边最年轻的博士。
贾谊的才学很快便在皇帝身边大放光彩，让一批老臣都艳羡不已。当汉文帝询问意见时，其他人不能回答的问题，贾谊却能侃侃而谈。因此，他才二十岁出头，就被特别提拔为太中大夫，虽然官职不算特别高，但毕竟在皇帝身边，又深得信任，堪称少年得志。
此时的贾谊与历史上那个怀才不遇、郁郁而终的形象，还没有丝毫关联。他春风得意，还意识不到跌宕的命运在未来如何锤击他。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贾谊的起点太高了，才让他很难接受贬谪的经历，正是少年天才的光环，才让他稍受冷落便无比郁闷。当后世无数真正怀才不遇的读书人，以贾谊的掌故来自我砥砺时，却不知贾谊的起点就比很多人奋斗一辈子的终点还要高了。然而，贾谊志向远大，远不是做一个太中大夫就能满足，但即便如此，他还是遭到很多人的嫉恨，有人便向汉文帝进言，要求贬斥贾谊。
从旁人的非议来看，贾谊的“问题”主要是两点，一个是年纪太小，难堪大任，再一个就是高调强势，专横擅权。历史上有很多少年得志的人，但并非每个人都会遭到老臣的联名排挤，贾谊的遭遇，让一些人产生“贾谊不善于搞人际关系”的看法。但回到历史现场来看，会发现史书上并未提及贾谊多少性格和情商上的问题，贾谊被排挤，更大程度上是政治博弈的结果。
当时，汉文帝刚登基不久，还不能完全掌控朝中老人。贾谊主张削弱诸侯王的权力，建议诸侯都去封地上任，而不要过度干预朝廷。像周勃、灌婴这样的老辈功臣，便看不惯贾谊，正是他们给汉文帝描述了贾谊的不堪之处。即便汉文帝想保护贾谊，但面对老臣的联名上奏，他也只能牺牲年轻的贾谊了。就这样，还没施展抱负，贾谊就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不得不远离京城，赴任长沙。
放逐者的湘江之问
“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史记》重点书写了贾谊在湘水之滨凭吊屈原的故事，贾谊和屈原，两个距离很远的人物，为何在此刻实现了精神共鸣？
虽然屈原沉江是在汨罗江，但后代的文人墨客常在诗文中混淆汨罗江和湘江，再者，汨罗江是湘江的支流，提到湘江，便联想到屈原，也合情合理。贾谊面对湘江，便想起了与自己一样，不被君主重用而被放逐的屈原，便写下了千古名篇《吊屈原赋》。
在这篇文章中，贾谊先为屈原的不幸命运而悲叹，痛恨他受到的不公对待，也为他沉江的决绝行为而遗憾。作为汉赋名家，贾谊的修辞水平在文章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将屈原比喻成鸾鸟、凤凰，而那些佞臣、小人则被喻为猫头鹰，还说世人竟然认为宝剑莫邪是钝的，却觉得铅质的刀是锋锐的。黑白颠倒、暴殄天物的现实世界，容不下屈原的高洁人格，这才迫使他不得不以死明志。
对贾谊来说，这次放逐无异于精神上的流放。到了湘水之滨，望着滚滚江水向北逝去，他不禁慨叹自己多舛的命运。除了政治上的失意，贾谊还担心命不久矣，因为当地气候潮湿。古人多认为岭南多瘴气，但长沙并非岭南之地，只是相比当时的中原地区，更加偏远，人口稀少，生产力也不发达。
但贾谊还是很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如同将死之人。如此心态，在后人看来似乎有些夸张，虽然史书上没有关于贾谊“体弱多病”的记载，但从贾谊面对潮湿地区的心态，以及他后来英年早逝来看，贾谊自己或许知道自己身体并不好，因此才这么容易慨叹命运的错位，才变得这么渴望年纪轻轻就建功立业。
贾谊并不赞同屈原走上绝路。看似贾谊当时情绪很低落，但从他的作品和思想来看，他并非迂腐之人，而是颇有变通思维和理性精神。
贾谊凭吊屈原，显然并非只为了慨叹屈原的命运，而是借此抒发内心的郁闷，把自己与屈原放在同一个境遇上来比较，让他意识到，人才去哪里都有价值，即便一时困顿，也不意味着彻底失败。贾谊在文章中发出“已矣！”这句慨叹，用今天的话就是“算了吧！”虽是简单的叹息，却让人看出贾谊的几分无奈。这种无奈，其实反而是一种面对现实困顿时的解脱感，而不是抱着必死的念头去跟残酷的现实搏命。
这就是贾谊与屈原的不同之处，在贾谊看来，凤凰展翅高翔，远走高飞，未尝不是一条退路。当然，屈原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他确实退无可退，若等楚国灭亡，到时更加痛苦，而贾谊不同，他不能留在洛阳，只是失去了在帝国舞台中央展现风采的机会而已。
因此，即便贾谊心有不甘，他还是安心地留在了长沙，就这样平静地过了三年，直到有一天，有一只鵩（fú）鸟飞入他的房间。压抑许久的贾谊按捺不住内心的思绪，挥笔写就《鵩鸟赋》。此事同样被司马迁记录在《史记》中，成为贾谊的又一名篇。
鵩鸟是类似猫头鹰的一种鸟，意味着不详，贾谊看到鵩鸟，又想到自己在潮湿的长沙呆了很久，便想到这可能是命运的警示。他担心自己不能回到洛阳，担心满腹才华无处施展。贾谊借助这只鵩鸟，书写内心的郁闷，却也感慨，不必因为看到鵩鸟而忧愁，似乎是在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
果然，贾谊的命运不久后发生变化，汉文帝想起被放逐的他，便想继续重用他。贾谊因此顺利回到京城，与汉文帝在席间畅谈，虽然汉文帝跟他聊了不少鬼神之事，但贾谊显然已经摆脱了放逐者的命运。因为，汉文帝很快便命贾谊为梁王刘揖的太傅，也就是给自己爱子当老师。贾谊也因此创作了不少精彩的文章，其中不少都是政论和史论，其压抑许久的才华终于得以施展。
屈原与贾谊的异同
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贾谊与屈原不仅有湘水之滨的现实足迹，更有精神世界上的关联，而司马迁与他们的精神契合，也让他们共同处于一种情感共鸣之中。司马迁罕见地将他们两个不属于同一时期的人物写入同一篇传记，显然就是出于精神层面的“同构性”。这体现出司马迁独特的史学思想：精神世界的匹配可能比现实世界中的关联更重要、更宝贵。这种精神同构性，主要体现在二人的命运多舛和怀才不遇。司马迁将屈原和贾谊合写，或许也寄托了个人情怀。
其实，相比屈原，贾谊有着更大的政治抱负，留下许多颇有见地的史论与政论文章，最著名者莫过于《过秦论》。贾谊总结秦朝的历史教训，认为不施仁政就会失去人心，进而导致帝国崩溃。概而言之，贾谊的政治思想具有“大杂烩”的特征，以儒家思想为根基，融合了荀子一脉与法家的特点，强调巩固皇权、建立有序社会。
后世史学家已有共识：贾谊比晁错更早提出削藩思想。贾谊认为诸侯国的地方势力已经威胁到皇权，汉文帝如果想巩固权力，使天下安定，就必须削弱地方的势力。贾谊还特别提到吴王正准备谋反，要汉文帝多加提防。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七国之乱的始作俑者便来自吴国，吴王刘濞首先叛乱。不过，贾谊的想法比较激进，想直接削藩，这并未被汉文帝采纳。
贾谊对当时西汉社会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但有些思想过于超前，且没有考虑执行的难度和风险。幸好汉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否则七国之乱可能会提前上演，即便是后来汉武帝发布“推恩令”，也是经历十分缓慢的过程，才真正削弱了地方诸侯的权力。
贾谊确实有天才的一面，但政治经验不丰富，容易陷入过度的预先判断，也是他在现实中难以施展才华的现实原因。贾谊年纪轻轻，就敢于直面西汉帝国最要害的问题，这是无畏的勇气，是青年的壮志，但他的寿命和人生经验都没能支撑他将学说变成实践，这是无比令人遗憾的。但考虑到贾谊一些思想过于超前和激进，这或许又是历史的幸运。毕竟，真实的历史演进，并不能凭借个别英雄人物的澎湃激情来推动，而是要真正将美好的愿景落地生根，结合时代的现实情况来缓步发展。
贾谊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一些思想在后世也得到了实践与验证，这也让他的名气渐长，加上司马迁的“助攻”，最终与屈原一同成为天下读书人敬仰的对象。
客观论之，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从政起点很高，留下的文章也很多，也不能完全算是怀才不遇。更何况，汉文帝十分欣赏贾谊，虽然有过放逐经历，但贾谊也有过不少“高光时刻”，还能与汉文帝推心置腹，探讨学问，堪称君臣佳话。相比之下，屈原就得不到楚怀王的信任，还得把对君主的忠贞不渝寄托在文章里，比贾谊更加怀才不遇。
但是，从对于信念的坚守程度上看，贾谊与屈原都是极具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物，而且，或许是年轻的原因，贾谊在宏大的历史变局面前展现的气势似乎更大，倘若给他几十年光阴，他未必不能成长为彪炳史册的改革家。但人生与命运往往就是这样充满遗憾，就在贾谊安心辅佐梁怀王、准备大展宏图之际，梁怀王突然坠马而亡。不久后，贾谊也郁郁而终，年仅33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贾谊死在公元前年长安城里，这是他无数次渴望建功立业的地方。这座雄伟的帝都正在迎来文景之治，但贾谊再也看不到治世的到来了。
（原标题：历史现场屈原贾谊百年回声）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黄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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