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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蹈覆辙寻什么

作者:于试

楚文化是中国的最早主流文化,能够说是中国的文化源头,当然包括湖湘文化;而楚文化的辞赋代表人物,则非屈原-宋玉莫属。离开了屈、宋,则楚文化黯然失色,亦无所谓楚辞。因此,屈宋是中国辞赋文化之祖,是无可疑义的。那么,屈宋文化是怎样诞生的呢?当为时势造英雄。动荡的战国,不安的楚地,催生了爱国主义情愫;渊深的楚民俗,多彩的巫傩风,摆设了楚辞骚赋的温床;时政的需要,命运的渲染,扩大了铺排张扬的韵味。换句话说,屈原宋玉活动频繁的地方,则为屈宋文化产生的核心所在。郢都、秭归、宜城、汉寿、澧州、宋玉城、汨罗、溆浦等历史故址,必为屈原宋玉提供了优秀的创作源泉,其思想和艺术的灿烂,造就了楚辞至高无上的地位。

洞庭湖西北,从郢都通大庸古城,一条旱路是涔阳古道,一条水路是澧水。澧水的讫点至汉寿入洞庭。而汉寿距澧州只有里。道水是澧水有支流,正对澧州,在两河口合流。一衣带水,音讯无隔。屈原曾在汉寿吃草连泥,宋玉到过汉寿没有?汉寿的沧浪之水与道水澧州的宋玉城是否有关联?屈原与宋玉都做了些什么事?二者什么关系?本文意欲就此作点探讨,贻笑大方。

一、从历史文字。

屈原生于公元前年正月21日,于前年五月初五,抱石自沉汨罗江。宋玉生于前年,即楚怀王7年,大约卒于前年,即楚考烈王11年前后。二者有师生之谊。汉朝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以及《隋书。经籍志》皆言宋玉是屈原弟子。明朝焦竑在《笔乘》巻三中说,《九辩》谓宋玉哀其师而作。清。王夫之《楚辞通释。《九辩》解题》曰“玉虽俯仰昏迋,而深达其师之志,悲悯一于君国,非徒以隗穷为怨尤。故嗣三闾之音者,唯玉一人也。”写《汉文学史纲要》的鲁迅亦借古论定“宋玉者,王逸以为屈原弟子:事怀王之子襄王,为大夫,然不得志。”湖北已故著名楚辞专家冀凡认为——公元前年,楚怀王子于武关为秦王所拘,要以割楚巫、黔之地,为怀王所拒。楚国大臣为了应秦,一面赴齐迎立顷襄王,一面派遣年轻有为之大夫宋玉赴江南临澧一带筑城御敌,是很有可能的。据此,我们认为,当时宋玉的年龄,最年轻当为25岁左右。前推25年,其出生当在公元前年,楚怀王7年,小于屈原21岁。故当屈原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大,从事“滋兰”、“树蕙”之时,宋玉师事于屈原,就是顺埋成章的了。

屈、宋先后被贬迁。屈原长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宋玉接踵咏叹“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1.决心“窃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屈爱佩玉,宋以玉称。古代中国,玉象征着君子的人格。所以,《说文解字》云:“巫以玉事神。”《离骚》有十六处写到玉,诸如“折琼枝以继佩”,“精琼以为粮”,“鸣玉鸾之啾啾”等,为何屈原如此爱玉?一者玉表高洁,二者事神以玉合巫之道,三者寄希望于宋玉。可见其师生之亲密与志趣。《离骚》徜徉于沅澧流域,又萌生于沅澧流域,难定于汉寿乎?汨罗乎?溆浦乎?唐人又有《宋玉说》,言襄王宠佞臣靳尙而误国,屈原劝襄王除之,襄王根本不听;而屈原竟然当面指斥,极力要求,处境十分危险。“其徒止之曰”,宋玉私下扯着他的衣襟,劝他,大王已不听你的,大家都怕靳尚,这会招致灾祸的。师仍谏不止,终遭靳尚谗害而丢了官。屈原又伤心又愤恨,以自编自唱楚辞传响于湘滨,与俚人共鸣于水澧。

宋玉赶来又以道家思想“无善无恶,无功无罪”来劝他放松,屈原矢志不渝,“朝发枉渚(常德)夕宿辰阳(汉寿)”,后沉汨罗江。这给宋玉很大的影响,真个是为人师表。汉寿有个古地名叫鹿溪,溪映兰花。宋玉晚年自号鹿溪子,应当与鹿溪有因果关系。

二、从史迹出土。

汉寿现存有几个奇怪的地名:牛屎湖、牛鼻滩、、青牛湖、牛路港、金牛山之金牛遗迹,形成南北一线,与沧水、浪水相依。这些地名在屈宋辞赋中是可以找到印证的。《渔父》中,屈原曰“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宛尔而笑,鼔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宋玉之《招魂》一说招屈原魂,一说招襄王魂。乱词中所谓“君王亲发兮惮青兕”,是见了汉寿这些以牛命名的地点而生发的,或者说,这些地方多有野牛出没。正如宋玉居宋玉城号鹿溪子,度有古鹿出没一样。“亲发”,指亲自射箭;“惮”通殚,死掉;“青兕”,雌性的犀牛。該句是说楚襄王亲自发箭射死了母犀牛而惊吓得病。楚人认为,此凶兽是上天保护的神灵,谁射死它,不出三月必死;特别是射击怀儿的,则天不容诛。犀牛、青牛、金牛,一声之转。可见,屈原、宋玉先后到过汉寿“濯足”,亦先后到过宋玉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湖南考古在湘西北发现了一批古城址。《史记`楚世家》:“楚顷襄王23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此十五邑中,宋玉城在内。此城在公元前年左右,为楚大夫宋玉所筑,迄今尚存护城河及宋玉墓残迹。传言解放初,宋氏家族船载归湖北。出土了大量的楚式绳纹陶鬲、罐、豆、板瓦、筒瓦,双箍首青铜剑、鏃等遗物,还有双虎座凤鸟鼓架。在附近20里内的九次山一带,楚墓密集。看来这个城被楚人经营的时间较长。(2)在反秦复郢收复江南的战争中,屈原是杰出的谋划、领导、参与者。《离骚》和《抽思》中都讲到了襄王徙陈与屈原南行谋划的“成言”,即约定南北双方进军的路线及期会的地点、时间。屈原入湘奔走于沅澧之间,策动南人反秦成功,但未及复郢,是因为襄王中途改变主意,走投降主义路线。屈原辗转于汉寿、汨罗、溆浦之间,望北兴叹;回望先祖,有疚三闾大夫之称,无力复楚,然忠心不已,乃愤而投江汨罗。汉寿与汨罗近在咫尺。宋玉缅怀先师的高风亮节,吊唁三闾大夫祠,则是情理之中。师生爱乐,借巫起舞,非同凡响。此一带也相继出土了瑟鼓钟磬的楚乐器,符合《大招》中“叩钟调磬”,《招魂》中“竽瑟狂会”所说,并非虚词。考古专家刘彬徽认为,楚乐器与楚歌、楚舞是互相配合的,与楚辞一样表现了楚文化的特色。汉寿出土了楚武王青铜戈,说明了汉寿在南楚中的地位。汉寿为古百濮之地,秦汉的侵入,提升了汉寿的民俗文化,其歌舞傩戏,源远流长,古迹斑斑。

三、从民俗文化。

首先是古老的稻作文化,洪江高庙发现在年前,常德城头山发现在年前。稻作文化派生出民俗文化。古黔中郡的溆浦的民俗之巫傩文化,遍及南国。司马迁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巫是楚人文明发展的精髓,其特点是尊重神灵,忠于祖先,祈幸降福。已故楚文化研究领军人物张正明说,屈氏家族也出现过一位大巫,即曾任曱公的屈巫,其字为灵,灵是巫的别称。屈原,从他的知识的广度和强点来看,与观射父一流的大师最相像。他在《离骚》中自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熟知神话,深钦神巫,善作神游。作品如《九歌》,从头到尾是巫在载歌载舞;《招魂》和《大招》,都是大巫作法的唱词。在《离骚》中,作者登天远游,俨然是一位神巫。(3)沅澧流域一带,今巫术淡化,但仍未绝迹,死人吊丧打丧敼,道士作法事,巫婆装神弄鬼,其装束、器乐、唱词、舞蹈,简直是屈原《九歌》宋玉《招魂》的借尸还魂。澧水流域多兰草,“沅有芷兮澧有兰”。兰有香兰木、芝兰、香草、鹤望兰等,不仅可以装饰,清新空气,而且可以治病,家常备品;又为巫师敬神的必用品。燃烧时,香气馥郁,经久不散。《离骚》有十处提到,《招魂》有六处提到。汉寿老百姓点香敬神,除了太上老君、屈原,还有关公(关羽),字云长。因为关公在此作过汉亭侯,是崇尚屈原,大义贯天的人,人们把他神化,顶礼膜拜。这些东西较之现在虽然粗浅,然而,没有粗,何来细?没有浅,何来深?它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DNA)。由此曲折前进。沧浪之水与宋玉城互相回应着巫傩之声,汉寿与临澧往返走着两位巫傩文化的仙翁。两位政治化了的仙翁。面对祖先,以巫歌这种神灵宜接受的形式、楚人宜接受的形式,呼喊着对祖国危亡的悲愤,袒露着耿耿忠心。

四、从政治走向。

屈原作为楚国重要朝臣和政治秉性,必视国为生命,国之不在,己命何为?因此,他力排众议而挺险直谏,并策划南人反秦,但“忠而见疑,信而被谤”,放逐江南。然他九死而不悔,以彭咸效之,佩玉乘凤,以彰世人!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中说:“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爱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究竟何似何憎呢?一是自诩骐骥、鯤鹏、凤凰。“夫尺泽之鯢,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1故非独鸟有凤而魚有鯤,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4)”二是劝百讽一,曲谏政治,触怒襄王。他也是力主杭秦的,特别是要襄王立身养德,远离小人,以国事为大。如他的《风赋》《讽赋》《钓赋》《高塘赋》《御赋》,襄王哪里听得进?据《战国策`楚策四`庄辛谓楚襄王》记载他“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饭封禄之粟,而载方府之金,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三是与小人不睦,受谗挨妬。屈原受子兰等人诋毁,宋玉受登徒子之流的中伤。屈原的“美政”与宋玉的“美人”的思想、奋斗精神,却遭到致命的打击。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宋玉不明白,却骐骥而不乘兮,驾驽骀而取路。

自古为官尽忠,当为人生第一高尚品德,谁不追求?但是,政治命运的不幸逼迫他们必须远离政治中心。屈原涉洞庭而来,奔波沅澧而又北上,几十年应有三次。一为举南人反秦,一为北上面君,一为郢都覆灭。路线应不止一条,可从江夏渡汉水而来,可从荆州溯长江而来。逡巡于汉寿、常德、临澧、汨罗、溆浦,“吾将上下而求索”。《湘君》中有:“望涔阳之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醴浦”。“九澧”之涔水,流经临澧、澧县,即澧阳平原。醴浦,澧水之边,临澧在内。屈原毕生为之奋斗的就是“求新”“美政”,当出力无望以后,他便萌生抒发巫歌骚辞,表现自己的卓尔不凡与权谋中正以及朝政腐败的危险,给后人以警策。屈原死后,宋玉步后尘,肯定莫名悲伤。他的南来,估计也有两条。一是走宜城(老家)、松滋而上澧水,到宋玉城;一是沿屈原路,踏汨罗,进汉寿,而上澧水,到宋玉城。如果走官道,则汉寿、常德、临澧,自古有之,骑车马,经沧港、蔡家岗、衍嗣庵、四新岗而至。宋玉的《九辩》里有乘车骑马之述。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屈原为什么看重汉寿?因为汉寿是战国历史重镇,北接郢都,东抱洞庭,西挽沅澧两条大河,出入方便。而沅澧一带正是策动南人反秦的根据地,又是稻米之乡,楚国富饶的大后方。况且,这里相传是屈氏之祖籍,楚都在此,先灵聚集,当有舐犊之情。宋玉为什么重视临澧的道水?其在做襄王侍臣时,因《大言赋》《小言赋》独占花魁,襄王一时兴起,把美丽的宋玉城赏赐给了他,这便成了他的落难之地。君不知,在战乱之中,故乡已被秦占,何处是归宿?

顷襄王21年,秦国占领了郢都,宋玉跟随襄王迁都到陈地。“25年左右,屈原忠而遭逐,曾至陈欲面君自白冤屈,遭拒,宋玉送之南归。宋玉性似屈原,不肯随时人亲秦之路,深为顷襄王憎恶,不得其志,大约于30年左右离陈归其城定居至死。”(5)那么,宋玉晚年是怎样度过的?是一蹶不振还是玩乐隐居?他似不是这样的人。他会念念不忘的是楚国的危亡,他会念念不忘的是恩师,无论人格和才华;他会念念不忘的是燃烧、传播楚辞的烟火。所以,他不辞艰辛,踏勘民情,研究楚辞。可以说,他是屈原行事的最确切知情人,知师者莫如我徒;可以说,学生中,他深得《离骚》真谛,且看《九辩》共鸣如是;可以说,他是骚辞的第一个阅读者和收藏者;可以说,屈原最早把作品托付的人,是宋玉。宋玉才有资格有时间有条件接受托付。最早传世的《楚辞》,只有《离骚》和《九辩》,是谓屈宋合集。宋玉在有生之年,完成楚辞的壮业,功盖无极。

没有屈宋精神为代表的楚文化,则产生不出湖湘精神的“敢为人先”。这就是所谓政治界定。

沧浪之水洗涤着宋玉城,宋玉城沉睡在沧浪之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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